问题款来自何方?广州分行高增长代价

  ((600015行情股吧))广州分行的现状,反映出近年来业务高速发展亮中的黑子,即规模扩大后风险内控难以同步协调--这其实是商业银行的通病

  这一年,广州分行成为银行各分行中不良款增长最快的分行,为此总行专门派出了工作组。2003年下半年,由于不良款额和不良款率出现双增长,银行广州分行还接到了来自广东银监局(筹)的监管质询通知书。

  截至2003年12月31日,银行广州分行接近95亿元,款67亿元。按照一逾两呆口径统计,不良款余额5.93亿元,不良款率是8.82%;按照五级分类统计,不良款余额达到11.19亿元,不良款率达到16.64%。这个数字在2003年度的双降声浪中显得不合时宜,尤其对于1999年11月才成立的广州分行而言。

  广州分行曾经是银行的明星,成立后三年规模即突破百亿。2002年11月,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郭俊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广州分行突破102亿元,款余额69亿元,银行总资产105亿元,3年累计实现利润1.3亿,不良资产率只有2.1%。即使根据银行的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2003年6月30日,广州分行的资产质量依旧稳健,即总资产92.6亿元,按照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款合计也只有3.03亿元,其中次级类2.59亿元,可疑类4329万元,损失类只有46万元。

  问题的明朗化有着多重原因,首先是银行自去年以来风险内控管理的力度加大。随着总行四个一批(即发展一批,巩固一批,调整一批,退出一批)的客户调整战略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短期内的阵痛。其次是监管环境的变化。由于在2000年和2001年的票据业务热中,广州分行积累了大量因商业票据垫款而形成的重组款,在监管当局加大票据业务监管力度,通过调高再贴现率、查处违规承兑或贴现的银行人员之后,这一业务过去积累的高风险逐步暴露出来。

  事实总有两面。广州分行的现状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业务高速发展亮中的黑子--这其实是商业银行的通病,即规模扩大后风险内控难以同步协调;另一方面也因问题的暴露而体现出银行加强内控的努力和成效,毕竟只有正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幸与不幸,银行广州分行成立后不久即赶上股市火爆的2000年,这既为广州分行业务--尤其是票据保证金--的迅速膨胀提供了现实基础,也同时积聚了日后不容忽视的风险。

  当时尽管央行规定票据业务必须有真实贸易背景,但各种企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通过票据融资进入股市已相当普遍。而开具票据除了带来不菲的利息收入外,企业还需要向银行交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对于急于扩大规模的银行有很强的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逆向选择,即一些难以获得银行信用支持的企业,为了获得融资甘愿承担较高的利息成本。有的企业甚至以高额保证金比例为诱饵吸引银行开票。

  郭俊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广州分行成立第一年,票据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75%。据悉,在最高峰的时候,银行广州分行的票据保证金达到30多亿元,约占总额的一半。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曾经描述过票据业务通过空转,循环往复,款创造,支撑款,在票据承兑贴现泡沫越吹越大的同时,货币信也越吹越大的过程(参见《财经》2003年10月20日号《票据秘密》),这显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而是有据可依的事实。

  在广州银行界,靠票据保证金拉动曾经是普遍现象,据悉广东某股份制银行的票据保证金比例甚至高达60%以上。而一旦一家分行或支行形成对保证金的依赖,就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由于票据期限是六个月以内,到期之后,银行需要不停地开票以获得新的保证金,否则就会下降。据称,银行广州分行为了增加,曾经让某企业交了保证金之后,拿到票据出来贴现,贴现之后再存到银行,反复数次后银行增加了三四倍的,才同意给企业线月,银行广州分行即被发现为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广州市秀和通讯有限公司开具承兑汇票,并出现巨额票据垫付的情况。不过在2000年底,广州分行即通过款给另外一家公司的形式偿还了秀和公司的款。对此银行广州分行的解释是,这家公司是资金实际使用方。这事实是一种变相的款重组,而这一行为并不满足人民银行规定的款重组的四个条件,票据垫付是不允许进行重组的。

  据银行一位人士称,当时甚湮盅盒源睢5?2001年1月,款甫一放出,南信的法定代表人王振杰就逃之夭夭,至今仍为悬案。

  2001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广东省银行业的票据业务进行了全面检查,查处了包括银行广州分行在内的几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高管人员,其中银行广州分行处分了五个人,包括当时广州分行的主要信负责人。

  此外,银行广州分行还曾向多家证券公司提供票据融资。其做法是证券公司以物业公司、投资公司等名义款,由证券公司提供担保,同时证券公司在广州分行存入客户保证金。据悉,银行广州分行曾给大连证券开票数亿元,大连证券在2003年4月关闭,形成1.5亿元不良款。银行还给一些不知名的投资公司开票,有的是相互担保开票据,这些公司交纳高比例保证金。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位人士称,当时的客户经理走了,而开票公司则往往是壳公司,实际用款方有的还远在新疆或者东北。

  这种以吸收保证金为目的的票据业务究竟占了多大比例不得而知,但其风险却实实在在的留在了银行,并于2003年随着内外部监管力度的加强而显露出来。

  问题一直拖到2003年才显露出来,也有其内在逻辑:银行开具的票据最长是半年期,逾期之后开票行就要垫付,一般的做法是将票据转成款,而款偿还不了还可展期一年,仍无法偿还的就借新还旧。然而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位中层人士对记者说,每次款重组,按照五级分类的等级都要往下调,银行对不良款的计提加大,利润就会减少。这也是银行掩盖票据风险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除了票据业务空转造成的不良款外,以关联公司形式款借以规避总行和外部监管的行为,也是银行广州分行亟待铲除的毒瘤。

  据了解,2001年3月监管方对银行广州分行进行了检查,还发现了福达集团(一家从事稀土贸易和投资的民营企业)等公司通过多家关联公司、壳公司在该行取得授信。这些关联公司款通过调查资金往来不难发现,即使表面上无关联,通过追查股本或实收资本构成以及相关资金流向,也完全可以发现一致行动关系。

  据悉,银行广州分行这两年光接待监管部门的大型检查就有六,其中包括票据业务在内的信业务专项检查有三四次。为此,该行负责人被监管当局约见进行过质询谈话,多次被下发监管意见书或检查意见,要求整改和追查有关人员责任,也领过大额罚单,还曾被监管部门停止过一年新业务和新机构网点的审批。

  但前几年银行总行由于各种原因对分支机构疏于管理,对监管当局多次查处的各种严重问题未有所行动,而广州分行重业务、上规模、轻内控、轻信风险防范,加上对个别高管人员的道德风险防控不力,内部管理失控到连外部监管所做的工作也在一定范围内难以发挥作用。

  2002年中在广州银行界引起不小波澜的星球集团款案,银行广州分行也被波及。以液化气贸易起家的星球集团拥有广州多家银行的大笔款,这些款的偿还随着其法定代表人詹向明于2002年的出逃而出现了不确定。尽管银行广州分行对星球集团的约1亿元左右的款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却是在星球集团问题爆发后期出的。

  2001年,星球集团收购了广东省华广轻工实业有限公司,从而获得了燃料油进出口权。原华广公司的一位高管称,先前做液化气生意的星球集团老板詹向明进入燃料油市场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当时认为确实有利可图;其二则是扩大经营额并进而获得银行款。做液化气一个月的销售量只有2万吨,经销额7000万左右;做燃料油的月交易量可以达到2亿多元,放量之后可以获得更多银行款。然而星球集团一开始便采取了错误的市场,以低于成本价销售,同时公司投资过于分散(部分款资金进入了股市和期货市场),在星球集团的一家主要款行收紧信后,终于资金链断裂。

  银行广州分行对星球集团最后一笔款是在2002年中,款约亿元,期限两年。款项出后不久詹向明就销声匿迹了。当时星球国际燃料油亏损的问题已很明显。据记者了解,当时华广的低价销售招致广东的几家燃料油经销商向广东银行同业公会告状,希望向银行调查款情况。

  在詹向明出逃前,银行获得了房地产抵押物--广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然而在詹向明出逃后,就连房产抵押本身的权益归属也惹上官司,目前尚无结果。

  目前银行广州分行换了行长,以前兼管经营的稽核处长也已专注于稽核事宜。广东省银监局股份制银行处的一位人士认为,广州经济活跃,商业银行在发展前期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如果调整好经营班子,通过加强内控及高管人员管理,审慎经营,银行广州分行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对原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郭俊明,业内人士的评价是为人仗义,但管理粗放,做事大胆。但将广州分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信管理失控归咎于个人是不够公允和全面的。成立第一年规模超过30亿元,当年即获得盈利的广州分行,在短短四年间由盛转衰,显然有着复杂的体制背景。

  首先这与内部的考核体系以及广州分行自身的经营思路不无关系。据称,当时广州分行提出了立行的口号,客户经理吸收的成本急剧升高。原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广州分行当时的成本相对于当地其他银行是比较高的,但尚可承受。然而承担这部分费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客户经理的比例要达到60%,管理人员和柜台人员各占20%,二是不良款比例低。然而这两个条件后来都不存在了,管理人员增加很快,不良款也上来了。

  对于分行管理,银行界有句俗谚,称作一年乐,二年愁,三年跳,四年逃。即分行行长做到第三年,如果不是横向调动或者提拔,就已没有发展空间了,第四年问题则会暴露得比较充分:行长全方位的疲惫,不良款逐渐显现,奖金减少,业务骨干流失,客户流失。这事实上反应了分行管理中的短期行为,为了完成任务获得奖金,分行通常采取的办法一是少计提准备金,隐藏风险;二是发展当期获利的、发展较快的业务,比如票据业务。这两个问题在广州分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进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总行对广州分行的管理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情况。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位中层人士称,2002年该分行超额完成了总行下达的利润指标,广州分行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奖金。2003年总行下达了更高的任务指标,但在不良款全部爆发出来之后,才发现和预期有着很大距离。

  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具体后果就在于涌现了大量违规款。由于广州分行的单笔授信额度是4500万元,分行曾多次将资金化整为零出,以回避总行审批。为此,去年银行总行专门组织了工作组到广州进行调查,除总行信管理部经理担任组长外,还派人旁听审会,稽核部也派员参与调查,借以加大对广州分行的控制。2003年12月底,银行原温州支行行长王爱勤接任广州分行行长。但是对于原行长郭俊明的安排,银行至今仍没有正式说法。

  在经历了款超常规发展的2003年后,在金融改革年的声声召唤下,今年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年报公布情况尤为引人瞩目。2月期间,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相继公布了其2003年年报。三家银行的年报均突出了其高速增长的款规模和急剧下降的不良资产率,对此市场多有评述,褒贬不一。

  相形之下,去年刚刚上市的银行至今却尚未公布年报。不唯如此,银行的资产质量还饱受媒体的强烈质疑。其中攻击最力的一点是,2003年11月间,银行的不良款增至70多亿元,相对于2003年中期和三季度末60亿元左右的不良款规模显得不无突兀。同时关于银行广州分行去年以来的诸多违规放事件的报道亦此起彼伏(参见《广州分行:高增长的代价》),长期以来为人事纠葛困扰的银行,在其运营层面再次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

  2003年11月出现的高点不良款余额只是在一个时点的数字,是在我们对信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的。与此同时我们加大了化解存量不良资产的力度,总体而言2003年银行的不良款率仍然降低了近两个百分点,银行主管信业务的副行长乔瑞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平静地说。姑且不论这种调整出于被动抑或主动,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增长之后,银行在2004年确实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艰难的现实:风险内控亟待加强,外部竞争急速加剧,监管环境日益趋紧。

  无论最终的数据如何,2003年都是银行风险暴露较为充分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银行完成了董事会将不良款比例下降一个百分点的目标,而新增款不良率约1%。

  有些不良款的形成有管理问题,没有好好去管,所以我们要加强后管理,建立清收档案,建立过程管理的责任制,乔瑞声称,去年我们收回的最大一笔是6677万。2003终其一年,银行化解存量不良资产达13亿,其中清收回4.9亿元。

  对于2003年不良资产戏剧的变化,乔瑞更愿意归因于对信结构的调整。这主要指的是去年以来推行的四个一批客户调整战略。从去年4月份起,银行总行开始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按照四个一批,即发展一批,巩固一批,调整一批,退出一批的原则,结合客户信用等级、行业风险、地区金融生态特征等因素明确各类客户管理目标。其中调整和退出的客户主要是指和银行发展目标不一致的客户,比如产业结构有冲突的,去年银行房地产行业款的比重降低了4.66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银行不想进入的一些结构复杂的企业。

  2003年银行调整和退出客户的力度较大。据称,调整之后,银行AA级和AAA级的客户明显增加,A级及以下客户则有所减少,票据保证金也是下降态势。对于广州分行式的问题,乔瑞更愿意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这正表明了款结构调整的必要和及时。

  调整是有代价的,按照我们的政策,有的分行存量客户列入发展型的比例较低,可能都放不出去款,对这样的分行我们也要研究下一步发展政策和措施,乔瑞说,今年大家感到压力更大,因为在调整的同时要取得地一步发展。

  2004年银行对于不良资产的整体目标是,新增不良款要低于对已有不良款的清收额,借以维持或降低总款的不良率。与此同时,今年新增款规模也要控制在300多亿,远远低于去年的500多亿。

  对于各分行而言,这被分解为一些硬指标,还包括:一是分行存比不能超过80%,存比超过80%的新增款必须上报总行审批,全行的存比保持在70%;二是不良款余额不能增加。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甚至很可能超出各分行的能力范围。据银行多家分行信管部的负责人称,以前的考核资产质量包括不良款余额和不良率,现在只考核不良款余额,因而不能靠扩大款规模来降低不良率,实际作起来难度很大。

  然而,比严格的指标设定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分行考核和监控体系的改进。2003年广州分行问题暴露的一个重要面相就在于,总行对于分行的实时监控并未到位。银行的一位中层人士称,该行的内部管理机制并不健全,总行不能看到分行款的客户等详细情况,分行原来只向总行报告款余额和不良款余额。总行对分行的稽核也多局限为非现场稽核,只是在上市之前,各分行才交叉稽核了一遍。

  这一情况也在近来有所改观。从去年年底开始,银行在各分行信管理处陆续成立放款中心,以期对其资产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一家分行信管处的负责人称,放款中心主要是加强款发放环节的程序合规,合同齐全、有效、合法,而且档案集中管理,不再放在支行。放款中心根据信资产结构调整的需要,比如存比的情况,对款额度的使用进行调控。今年,银行还要成立几个大区稽核分部,加强其独立。

  然而,从总行对分行的控制环节来看,这一措施并未有实质改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总行尚不能实时监测各分行的款客户名单,而是由分行每个月上报--据称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识关联企业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从银行款,然而显然分行在此的作空间十分宽裕。更有反对意见认为,总行不能过分限制分行的发展,只要考核利润即可,原银行沈阳分行一位高管即持此观点。

  目前银行对于各分行的授权范围每年都进行调整,主要根据其内控水平和资源能力而定。今年的一个进步是从已往的专项考核改为综合考核,综合考核包括效益、规模、质量、内控等在内的九项指标,此外还有专业指导目标。今年的考核指标是大家在制度方法上先形成共识,再形成统一规则,最终希望能够将业绩量化。乔瑞说。

  事实上近年来,银行对高管人员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先是深圳分行、济南分行、上海分行先后更换了行长,然后是去年不良款增长很快的广州分行、沈阳分行行长也随即下马。

  不久前,银监会推出《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从今年开始要对股份制银行的经营要素进行综合评价,这包括资本充足状况评价、资产安全状况评价、管理状况评价、盈利状况评价、流动状况评价和市场风险敏感状况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后的总体评价,以提高银行的综合管理水平。银行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标准,意味着各家银行将要面临愈加严格的监管。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内部的自我监控能力。尽管对于银行来讲,前述内控制度的建立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但相对于国际水平乃至国内其他上市银行,银行的管理仍然相对比较粗放。民生银行建立了独立审官和独立稽核系统,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已经建立了大集中的信管理系统,即总行能够通过电脑系统看到分行的款情况,包括客户名单、逾期情况、借新还旧等,但是银行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信管理系统,不过也结合自身情况,开始有步聚地实施国际化改造和大集中工程,建立独立的稽核体制,强化一级法人体制的运行。

  IBM区首席金融顾问林荣恩称,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在于利用先进的管理工具进行量化管理。目前对于风险内控,国际先进的做法是采用矩阵式管理,即在每一个风险控制点都受到多维度(比如产业结构指标、客户指标和产品指标)的监测,一项业务的作既有来自流程上的上下游监控,也有来自垂直层面的实时监管,对任何一个指标的警戒线的突破都会出现自动反应出来,唯此才能实现全程式风险控制。

  显然,银行离这一完整的监控体系尚有不小的距离。乔瑞也表示,引入国际管理模式同时要兼顾中国自身的金融生态,由于中国多数地区的企业数据尚不完备、市场环境并不规范,适应完全靠参数决策的国外管理模式仍需假以时日。然而,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粗放式管理获利的时代已时日无多,唯有力图早日向精细化管理靠拢,才能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竞争和愈演愈烈的内控风险。

  蜂虿入怀,解衣去赶,银行广州分行风险的暴露,恰恰反映了高速增长时期中国银行业的通病,即风险内控的缺失,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金融需求集中,违规作尤为普遍。正视发展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建立更为有效的内控体系,已成为银行业不可回避的课题。

  2月27日晚间10点整,原定3月8日发布的首家上市银行年报提前出炉。...